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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盛赞蔡襄：“自顔、柳氏没，笔法衰绝，加以唐末丧乱，人物彫落磨灭，五代文采风流，扫地尽矣，独杨公凝式笔迹雄杰，有二王、顔、柳之余，此真可谓书之豪杰，不为时世所汩没者，国初，李建中号为能书，然格韵卑浊，犹有唐末以来衰陋之气，其余未见有卓然追配前人者。独蔡君谟书，天资既高，积学深至，心手相应，变态无穷，遂为本朝第一。”
蔡襄《陶生帖》
《陶生帖》，草书，纸本，纵29.8cm×横50.8cm。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此帖作于上京途中，与其它草书如《入春帖》、《贫贤帖》等风格大相径庭，重线铺毫，细画提笔大量参以章草隶意，“手”、“五”(徐邦达认为是‘正’字，曹宝麟认为是‘五’字，亦有人为“三”字)两字就是很典型的章草，用笔圆润厚重，纵横捭阖，应是蔡襄轻松自得而信手得来，行笔较快，诸类风格蔡襄所书因是不少，可惜现今仅传此件。
蔡襄《陶生帖》局部
蔡襄对自己这类风格颇为得意，沾沾自喜之余称其为“飞草书”，亦称“散草”、“飞白书”，他自己说：“每落笔为飞草书，但觉烟云龙蛇，随手运转，奔腾上下，殊可骇也，静而观之，神情欢欣可喜耳。”可见自信满满。苏轼也在题跋中赞同：“尝出意作飞白，自言有翔龙舞凤之势，识者不以为过。”
此帖与其它帖风格迵异，应是在帖中提到十年前宋绶赠于的散卓笔有关。蔡襄书写对文房四宝极其讲究的，书写时会作各种尝试。曾写过《文房四说》，在其中说“笔，用毫为难。近宣州诸葛高造鼠须散卓及长心笔，絶佳”。
蔡襄那时散卓笔还很贵，而且他非常喜欢用，因为他觉得“散卓笔心长，特佳耳。”锋长又软能产生丰富的线条，在之后的苏轼却是极讨厌的，觉得锋长又软“用毫为难”，每每醮墨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字如“厚皮馒头”，不如用普通的笔。
蔡襄《陶生帖》局部
蔡襄，字君谟（1012－1067），号莆田居士，谥号惠忠。
步入壮年后，风华正茂，从福州任职五年后回到政治中心，政治荣誉达到顶峰，春风得意，与仁宗帝君臣相宜，书法亦成为“朝体”，米芾说：“韩忠献公琦好顔书，士俗皆学顔书，及蔡襄贵，士庶又皆学之。”这时候是他创作的高峰期，笔酣墨饱，留下精品很多。
蔡襄逐渐从遍学诸家中破茧而出形成自己风格，此时取法由唐入晋，欲在精神上追求魏晋的淡泊天然，他认为“书法惟风韵难及，虞书多粗糙。晋人书，虽非名家亦自奕奕，有一种风流蕴藉之气，缘当时人物，经清简相尚，虚旷为怀，修容发语，落华散藻，自然可观，可以精神解住房领，不可以言语求觅也。”
蔡襄《陶生帖》局部
他潜心研习二王，钟繇，张芝等，而且尤其喜书章草，这种被世人尘封的书体蔡襄却觉得古意可爱，常常用功不懈，反复临摹，曾在题《钟元常荐季直表》云：“丁酉清和下浣，宿雨新霁，长林如沐，小斋萧寂，漫临一过，似觉尘远。莆阳蔡襄。”所以在很多的作品中会有不经意的流露，而且这时的蔡襄颇具创造力，利用章草和飞白写出自己颇具得意的“飞草书”。
后人评“古人以散笔作隶书，谓之散隶，近岁蔡君谟又以散笔作草书，谓之‘散草’或曰‘飞草’，其法皆生于‘飞白’，亦自成一家。”此时蔡襄行草书的学古已能做到“润物细无声”，融晋唐遗韵于自我的理解中，可以驾于法度之外，追求神韵自然。
蔡襄《陶生帖》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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