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魏碑体，是指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前后（公元494年）至北魏末（公元534年）一段时期，出现在洛阳附近的造像、墓志等刻石书体，它们具有斜画紧结、点画方峻的特点，如洛阳龙门石窟的《龙门二十品》，洛阳北邙山北魏贵族墓志等等。也有的研究者其称为邙山体（1）或洛阳体。（2）但并非所有的北魏刻石书体，都可以称为魏碑体，如《中岳嵩高灵庙碑》（图一）、《邑师法宗造像记》等不具备明显魏碑体特征的碑刻作品，似不能算作魏碑体，而北魏后期，在洛阳以外地区，却有不少刻石书体，属于魏碑体范畴。






关于魏碑体的形成原因，有许多不同的说法，其中有的还互相对立，如是否受写经书法的影响，就存在肯定与否定两种不同意见，下面我列举四种不同的成因说法，并逐一进行讨论。






第一种说法，认为魏碑体的形成，是受到了写经书法的影响，持这一观点的丛文俊先生在《魏碑体考论》一文中即认为：“从现有资料看，写经与魏碑体的关系最近。”“魏碑体自通俗的类于写经的书法时尚中规范、脱化而出。应该看到，在佞佛的风气中，书法取尚上下趋同，这对魏碑体的迅速成熟，形成一定的通行样式，有着重要的意义。如果没有鼎盛的佛教和写经活动作为媒介，在不暇讲习文字也不重视书法的北朝，能使广大地区的各类刻石书法面目有着惊人的一致性，是不可想象的。”（3）丛先生列举了他认为与魏碑体较为相似的写经书法，如晋人写经《第五十三品释论》，丛先生认为它的“字势倾斜而略成梯形，用笔方折而平直带过，已初备魏碑体的基本特征。”（4）十六国写本《晋阳秋》（图二），“略与之仿佛，表明写经和抄书的书写群体及其书写习惯风尚的一致性。”（5）北魏太和十一年写经卷、 西魏《贤愚经》（图三），“一旦加以刀斧之迹，即会与同时的造像记、碑志中的某些作品无异。”（6）北朝晚期《大般涅槃经》，北魏《大般涅槃经》，“如果进一步美化规范，再经过凿刻的棱角夸饰，则将成为魏碑体的佳作。”（7）







丛先生最后总结道：“总而言之，魏碑体滥觞于蜕化铭石书，借力于写经，规范于士人楷法，既成样式与风格变化完成于凿刻的改造和掩饰，缺一不可。”（8）



然而，对于魏碑体的形成是否受写经书法的影响，华人德先生有着相反的看法。华先生认为：“魏碑体不同于写经体。”“抄经的人大多为寺院僧尼和以抄经为职业的经生，这些人一般是看不到名家手迹的，他们习书的范本就是前人抄写的经卷，当他们抄经时又须依照旧本抄写，不掺入己意，这样，魏晋时的写经书体就一直沿袭下来。”“后人称这种特殊的书体为‘六朝写经体’。”“写经体到南北朝时，与当时流行的楷书是有明显区别的。写经体含有隶意，隶书的横画一般不带斜势，写经体与带有明显斜式的魏碑体是显然不同的。”（9）



很显然，在华先生看来，魏碑体与写经体的风格特征并不相同，因此，魏碑体并没有受到写经体书法的影响。



我们回头再来看一下丛先生所举的例证。在我看来，晋人写经《第五十三品释论》，十六国写本《晋阳秋》，北魏太和十一年写经卷，与魏碑体还是有相当远的距离，确实不能看出它们“已初备魏碑体的基本特征”。至于西魏《贤愚经》，北朝晚期《大般涅槃经》，倒是与魏碑体的风格相近似，但它们的年代比魏碑体出现晚，也就不能证明魏碑体受写经体的影响。我以为，北朝晚期的写经体倒是受到了魏碑体的影响。如北魏正始元年（504年）的《胜鬘义记》（图四），其方峻的笔画明显是从魏碑体得来。看来，写经体书法固然有其保守的一面，但随着抄经人的千差万别，以及时代的发展，写经体书法还是在不断发生改变的，但其总的趋势是保守的，这也近乎事实。






可能有人会说，既然北魏后期以及东、西魏时期写经书法受到了魏碑体的影响，说明二者之间是互为学习，相互影响的。我以为，下这样的结论还为时尚早，北魏晚期有很多接近于魏碑体书法风格的写经书法出现，表明其受魏碑体的影响，但我们并没有找到在魏碑体出现以前，与魏碑体书法风格特征特别接近的写经书法，因此，要说写经体书法影响到魏碑体的形成是不会令人信服的。



写经体书法很长一段时期仍保留了较多的隶意，而魏碑体则是发展相当成熟的今体，较写经体先进，这也是写经体没有影响到魏碑体而魏碑体反而影响到写经体的原因。



第二种说法认为，魏碑体的形成是受到了北凉书法的影响，持此观点的薛龙春先生在《论北魏洛阳体的成因》一文中认为：“公元439年，北魏灭北凉后，将凉州僧徒三千人，宗族、吏民三万余家迁徙到平城，这中间就有许多高僧与擅长刊刻造像的工匠，主持营造大同石窟的就是来自北凉的昙曜。北魏对百工的管制十分苛严，他们的子孙只能习父兄所业，不敢私立学校，违者师先死，主人门诛。相信那些移民自北凉的石匠是参加云岗石窟的主要技术力量，而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营建龙门石窟的也主要是那些工匠的子孙。”（10）



薛先生继而分析了洛阳体（即本文所讨论的魏碑体）中的斜画紧结特征的形成与北凉书法的关系。“写经与北魏龙门造像题记在保留简洁的斜切起笔的同时在榫接上确实找到了一种最恰当有效的方法。”“北凉刻经、造像碑——平城碑刻——洛阳龙门造像题记，正是北魏碑刻书风变化的脉胳，这与写经体的演变几乎是一致的，只不过写经体的变化出现得更早，应当是影响源。”（11）



薛先生的观点，在魏碑体是否受到写经体的影响上，与丛先生的观点是一致的。但薛先生分析的更具体。比如说，薛先生不但从洛阳龙门石窟的制造者方面去寻找线索，而且注意到了北凉铭石书与写经书面貌非常一致的情况，薛先生举了如下例证：北凉《酒泉马德惠石塔刻经》（426年），《酒泉高善穆石塔刻经》（428年），《酒泉田弘石塔发愿文》（429年），《酒泉白双咀石塔发愿文》（434年），《酒泉程段儿石塔刻经》，以及《吐鲁番沮渠安周造佛寺功德碑》（445年）（图五）等，薛先生认为，北凉的“大量铭石书法中，这种写经书法的体式被完整地吸纳了。”






即然北凉的铭石书受到了写经书法的影响，那么同样来自于北凉的建造云岗石窟以及龙门石窟的工匠，在刻建龙门造像题记时，自然也会受到北凉写经书法的影响，这在逻辑上是讲得通的，然而，却不是事实。因为洛阳龙门造像题记书法的特征，与北凉书法的特征，毕竟有着巨大的差异，薛先生虽然分析了二者的榫接关系，但这种理论上的推测仍然显得缺乏说服力。最明显不过的，是北凉书法与平城碑刻书法，洛阳龙门造像题记书法，三者有着各自不同的特征（其中平城碑刻书法并没有统一的面目），平城碑刻书法中，只有《司马金龙墓志》、《元淑墓志》、《晖福寺碑》等少数几种书法，有着魏碑体特征，但这几种书法，与北凉并无什么关系，而出自北凉工匠之手的云岗石窟《邑师法宗造像记》与龙门造像题记的差别反而很大，平城时期的另外几种碑刻，如《皇帝东巡之碑》、《嘎仙洞祝文摩崖刻石》（图六）、《大代华岳庙碑》都具有各自不同的特征，显然不能认为是受北凉书法的影响，如果说平城时期的书法面貌是具有多样性的，那为什么洛阳书风则具有明显的趋同性呢？而产生这种趋同性的主要原因，真的是来自于那些北凉的石工？这样一比较，就可以看出薛先生的这条“北凉——平城——洛阳”的关系链，是不能成立的，从而也就否定了北凉影响说。






第三种说法，则是认为魏碑体的形成受到了南朝书法的影响。王玉池先生就注意到了王献之《廿九日帖》（图七）中的“日”、“白”、“中”、“奉”、“具”等字与魏碑体书法特征非常相似。







这种现象，王玉池先生认为“应与北魏统一北方和刘宋建国后南方诸朝和北魏联系日多以及北魏孝文帝主张汉化有关。”（12）“就现有材料来看，四世纪七八十年代，以王献之为首的南朝书家创造了被后来称作‘北碑’的独特体式，这种体式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至百年以后，即至六世纪以后达到高峰，出现了许多流芳千古的优秀作品，这是王献之对中国书学的一个巨大贡献。”（13）由于缺乏更多的证据，王先生还是谨慎地认为，以上的推论“是否符合历史实际，还需要更多材料来予以肯定或者否定。”（14）表明了王先生治学严谨的态度。



然而刘涛先生说得更直接：“太和以来，随着一批南朝士人书家投奔北魏，北魏书家的构成发生变化，由书法背景不同的两个群体组成：世居北方的书家和投北的南方书家，北魏的南士书家所传的书法与北方书家必有所不同，当是南朝新妍的书风，随着北魏‘汉化改制’的完成，南方的新书风大受欢迎，迅速传播，北魏相沿已久的保守书风便悄然发生变化，不再以旧体书法为主流，而是洛阳体楷书成为正体，这是北魏书风出现重大转折的标志，表明新书风已经形成气候。”“洛阳体就是仿学南朝王书的体势。”（15）



第四种说法，则认为魏碑体的形成主要是受到了铭刻模式和手写生理习惯的影响，张小庄先生即持此论。他同时认为：“铭刻体书法与手写体书法走着两条完全不同的发展之路。”则张先生的说法与前面第一、二种说法，正好相反，而与华人德先生的观点一致，张先生不仅否认了魏碑体书法受到写经书法的影响，而且同时也否认了北凉（高昌）影响说，南朝（二王）影响说。



张先生否定高昌影响北魏，认为：“在北魏、高昌时代，相对于南方先进的‘二王书风’来说，魏碑，高昌砖上的铭刻书风，只是民间工匠们在长期刊刻实践中形成的一种实用书体，文化层次是比较低下的，两地区间倘要进行书法交流，这种低文化层次的铭刻书风应不会被纳入交流的视野，另外，刻工铭刻碑文的技艺并非是含有高难度技术的工作，对于工匠来说容易掌握，自无需从他国引入。”（16）



这样的说法只能是想当然，好像文化的交流非得两国政府间派出代表团。其实，真正的文化交流，应是多渠道，多层面的。我以为，龙门石窟造像的制作者，为北凉来北魏工匠的子孙，他们的文化水平与书写水平，应不是很高，他们的主要技术还是在制作佛像，而遇到需要题字的时候，恐怕还需要别的人来完成，建造龙门造像石窟的石工，有许多人就不识字，华人德先生列举了《郑长猷造像》为例。（17）既然北凉来的技术工人，并没有较高的文化，那么又怎么可能由他们创作出水平如此之高的书法呢？这样来解译也许比张先生的说法更切实际一些。



张先生否定魏碑体受南朝（二王）影响的理由是：“虽然孝文帝积极推行汉化政策，却由于当时南北政权敌对，文化学术阻隔，北朝书法受‘二王书风’的影响，一直要到公元五五四年西魏大将于谨攻陷江陵，王褒入关以后。”“北朝人对王（褒）字之所以翕然从之，是因为以前并未有接触‘二王书风’的机会，‘贵游’是社会的上层人物，连上流社会的文人士大夫都未曾接触过‘二王书风’，所以在此之前的北朝铭刻书风，是更不可能受到二王的影响的。”（18）



张先生的反对南朝（二王）影响说，却又与薛龙春先生的观点颇为一致，薛先生说：“如果真如刘（涛）先生所推测，那么北方人，起码是北方贵族对二王的书法并不陌生，何以在王褒入关以后，贵游子弟翕然学褒书？王褒入关对北方书法影响之巨，史书述之甚详，何以与其一样重要的东晋刘宋书家投北，却没有同样的喜剧效果，史载北魏决定迁都洛阳，目的是为了与南方对抗，南方投靠的人未必一来就受到重用。”（19）



其实，王褒书法在北周所以产生贵游子弟“翕然从之”的影响，就至少说明在此之前北朝人对南朝（二王）书法或多或少地了解，至少知道南朝的书法较北朝先进，否则他们恐怕不会“翕然从之 ”。事实上，《魏书·任城王传附元顺传》云：“（元）顺，字子和，九岁师乐安陈丰，初书王羲之《小学篇》数千言，昼夜诵之，旬有五日，一皆通彻。”



刘涛先生认为：“《小学篇》冠有王羲之的名字，推测这本字书的书写体式是王羲之的书法面目，颜之推说到《小学篇》有‘俗行’的‘别字’，恐是《急就篇》所无的南方通行的俗体字。那时南北分治，书法风尚是南妍北质，《小学篇》的书写体势一定比《急就篇》新妍。大概北魏后期的汉人和汉化的鲜卑贵族子弟就是根据这本《小学篇》取法南方的书法，这是北魏实行汉化政策以后出现的一种新气象，他们在文教方面已经向南朝看齐了。”（20）



刘涛先生又作注补充说：“北魏后期，投北的南士多受礼遇。《魏书》卷五九《刘芳传》记载：彭城刘懋，‘世宗初入朝，’‘博综经史，善草隶书，多识奇字。’‘元怿为宰相积年，礼懋犹重，令诸子师之。’‘尚书博议，懋与殿中郎袁翻常为议主。’陈郡袁翻也是南士，皇兴年间入魏，比刘懋早，见《魏书》卷六十九《袁翻传》。”



当然，刘懋、袁翻一类士人，在书法史上，固属无名，但北魏时期，从南朝来北者，又岂止刘、袁二人。即使他们的书法并不特别高明，但有了这么一个群体，对北魏书法的影响，我们就不能说一点没有。况且，北投者还有司马休之、司马楚之、刘昶这样的南朝宗室人物，有毛修之这样的进爵公爵，“位次崔浩下”的人物，则他们的属吏中，也一定有相当数量善书的士人。



果然，司马楚之之子司马金龙墓漆画屏风题记（图八）上的楷书绝似王献之《洛神赋》玉版十三行，这就充分说明了南朝二王书风，出现在了北朝。





司马金龙是晋朝皇族后代与拓跋贵族的混血儿，但漆画屏风上以烈女、孝子为主题的人物是晋代服饰，甚至很多学者认为这些彩绘是照着东晋名画家顾恺之的作品描绘而成。（21）从而说明书屏风题记与屏风画的作者为随司马楚之一起北投的南方士人或其子。



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司马金龙墓志书法与屏风题记书法，从字迹看当为同一人所写，但这种绝似玉版十三行的楷书经过一番凿刻后，却与典型的魏碑体书法很相似，《司马金龙墓志》（图九），应是目前所见的年代最早的魏碑体书法。






而属于《龙门二十品》之一的《始平公造像》（图十），则是标准的魏碑体，《始平公造像》的书写者朱义章，也应该是随司马休之一起投北的南方士人或其子。






此外，《刁遵墓志》（图十一）亦属典型魏碑体。刁遵高祖刁协，随晋元帝过江，元帝为了制约王氏兄弟，而重用刁协、刘隗，刁协官至尚书令，结果引来王敦的讨阀，东晋末年，刁遵之父刁雍与其祖刁畅的故吏投奔姚兴，后来又与司马休之等人归魏。刁雍享年九十五岁，太和八年卒。刁雍亦属北投而被优待者，《北史·刁雍传》云：“皇兴中，雍与陇西王源贺及中书监高允等并以耆年特见优礼，赐雍几杖，剑履上殿，月致珍羞焉。”刁雍也颇有文才。“雍性宽柔，好尚文典，手不释书，明敏多智，凡所为诗、赋、论、颂并诸杂文百有余篇。”看来刁雍应算得上一个名副其实的文学家了。







刁氏一门人丁颇兴旺，刁遵子孙在魏“世有荣贵”。刁遵之父既是南来之士人，则《刁遵墓志》的书者，应是其门生、故吏，其书法的来源，也应该是南朝书风。



先于魏碑体出现百余年的王献之书法中，既然有与魏碑体特征相似者，先于魏碑体数年的王僧虔《太子舍人帖》（图十二）与魏碑体特征亦相类似，又有《司马金龙墓志》、《司马金龙墓漆画屏风题记》以及《始平公造像》、《司马元兴墓志》、《刁遵墓志》等为证，我以为，南朝书法是魏碑体的一个最主要的来源。






而魏碑体书法有着独特的风格特征，绝似王献之书法，正符合五世纪南朝书法状况，当时风行王献之的新体，陶弘景《论书启》曾说：“海内非唯不复知有元常，于逸少亦然”。只不过因为南朝碑禁未解，擅长王献之书法的广大士人并没有机会在铭石书中一展其风采，而宋之《明昙憘墓志》（图十三），齐之《刘岱墓志》（图十四），梁之《萧融墓志》、《萧融太妃王慕韶墓志》却恰恰与魏碑体书法相似，我们说魏碑体本来就应该是南朝士人书法经过铭刻的面目，而不是北朝的魏碑体反过来影响了南朝铭石书。






对于魏碑体之成因既有以上数种说法，但有两点却是一致的，一是魏碑体书法与北魏所传的崔、卢二家书法不同，认为崔、卢二家代表了北朝保守的书风。二是认为魏碑体不是保守的书法，而是成熟的楷体。对于以上两点，我是深表认同的。



向来保守的北魏书法，为什么随着孝文帝迁都洛阳而一下子成熟起来？我想如果没有外来力量的影响，要靠北魏自有的士人，即较早投靠北魏的汉族士人以及鲜卑士人来完成这样的工作，似乎是不可能的。与其说，南朝书法对魏碑体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不如说魏碑体书法就是当时南朝士人书法经铭刻后的本来面目。



事实上，北魏社会并没有形成什么书法热潮，也没有人去关注什么书法风尚。在北魏迁都洛阳后的一段时期，一些南来的士人正好赶上了北魏大兴造像、碑铭，其中一部分善书之人担当了书写的工作，魏碑体的书写者，地位并不显赫，在南朝极重门第的观念之下，他们并未获得什么书名，他们只是书写了在南朝时学到的书法式样。而随着北魏政权的垮台，随着碑铭之风的减弱，魏碑体书法也就慢慢地趋于沈寂。所以东、西魏、北周、北齐的碑刻便又恢复了他们原有的状态，其间虽然仍有一些魏碑体碑铭出现，但已不象洛阳墓志那样盛极一时了。







注释：

（1）施安昌《北魏邙山体析》，《书法丛刊》第38辑。

（2）薛龙春《论北魏洛阳体成因》，《全国第六届书学讨论会论文集》。河南美术出版社，2004年版。

（3）丛文俊《魏碑体考论》，《中国书法》2003年第3期。

（4）、（5）、（6）、（7）、（8） 同注（3）。

（9）华人德《六朝书法》一书中的《魏碑体》一文，上海书画出版社2003年版。

（10）、（11）同注（2）。

（12）、（13）、（14）王玉池《王献之<廿九日帖>与‘北碑’等问题》，《中国书法》2005年第十期。

（15）刘涛《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16）张小庄《魏晋南北朝楷书发展的两条脉胳》，《中国书法》2004年第8期。

（17）华人德《六朝书法》一书中的《分析郑长献造像记刊刻以及北魏龙门造像记的先书后刻问题》一文，上海书画出版社，2003年版。

（18）同注（16）。

（19）同注（2）。

（20）同注（15）。

（21）杨泓《北朝文化源流探讨之一——司马金龙墓出土遗物的再研究》，《北朝研究》1989年第一期。志工《略谈北魏的屏风漆画》，《文物》1972年第八期。


本文曾发表于《书法报》。


作者简介：林圭，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书法学者。多年来从事于书法史论、书法鉴藏及书法美学研究。已发表书法学术论文多篇，如《魏碑体成因述评》、《隋人书<出师颂>质疑》、《魏晋玄学与书法理论》、《赵壹<非草书>的有关问题》、《梁武帝褒钟贬王论小议》、《论书法意象》、《庾肩吾<书品>四题》、《从蔡襄<郊燔帖>辨伪说到古代书法鉴定的方法问题》、《玄学视野下的王羲之书法及书法思想》、《也谈“善史书” 》、《台北故宫藏本怀素<自叙帖> “映写”说驳议》、《王羲之<十七帖>贞观中内本考辩》、《东汉魏晋书法思想变迁考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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