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志民，男，1991年8月出生于福建莆田，福建师范大学艺术学理论在读硕士，系中国楹联学会会员、福建省书法家协会会员。以小楷见长，旁涉行草，在校期间楹联、书法作品多次在全国性大赛中入选并获奖。

 

作品获奖入展情况

入展“正山堂杯”全国第二届茶文化楹联书法大赛

入展“黄河口杯”全国书法作品展

入展“海纳百川·晒墨宝杯”国际书法篆刻大赛

入展“诗礼传家、坚守正道”——福建省家规家训书法展

入展纪念秋收起义90周年“达意堂杯”全国书画大赛

入展“正山堂杯”全国第三届茶文化书画大赛

入展“中粮华夏长城杯”第二届书画大赛

学书贵先立品

朱志民  文

 

“品”有“人品”和“书品”，所谓“人品”是指人们道德观念的表现问题，是人们共同追求和共同遵循的一般准则，不是人的知识水准、地位、钱财所能衡量的。人品也是书法家的“书（字）外功”，如同传统诗学理论讲究的“功夫在诗外”一样。《中庸》云：“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以孔子为宗师的儒家学说及思想，长期以来作为一种最能代表中华民族心理、规范行为的思想而存在，其所崇尚的仁、礼、中庸思想，影响到中国文化的许多方面，也渗透到书法的创作品评之中。

朱志民作品

作品尺寸17cmx68cmx2

所谓“书品”是指书法家、书法作品的等第，尤指书法家的书作而言，其品位的高低，与书法家本身的才智、感情、功力、继承、创造、修养等有一定的关系，书品基本上属于书法艺术本体的审美范畴。从中国古代书论来看，中庸对中国书法的渗透影响首先表现为，强调创作书写前“先默坐静思”的心神思想准备。其次要对书写的内容“令意在笔先，字居心后。”接着用笔方面要求笔笔中锋，然后结字要“大字促令小，小字促令大，自然宽猛得宜。”最后，在通篇章法上，以“中庸”为指导思想，字字之间要“违而不犯，和而不同。”以人品而论书品是书法品藻的一大特点，也是中国书法文化体系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

朱志民作品

作品尺寸24cmx65cm

在论书时，往往把人和书联系在一起，并且首论其人，这一点是“礼”对中国书法渗透影响最为突出的一方面。宋代书家苏东坡有言：“人貌有好丑，而君子小人之态不可掩也；言有辩讷，而君子小人之气不可欺也；书有工拙，而君子小人之心不可乱也。”把书品作为评判标准加以区分君子与小人，故而人品好坏是何等重要。清代著名书法家朱和羹说：“学书不过一技耳，然立品是第一关头。品高者，一点一画，自有清刚雅正之气；品下者，虽激昂顿挫，俨然可观，而纵横刚暴，未免流露楮外。”认为书法只不过是一门技术，其首要之处应在于确立品德，品德高尚之人，其书自能透露出清雅刚正之气。而品德居下者，即使书作蔚为大观，也难掩纵横刚暴之气。于是当代著名书法评论家杨吉平总结道：“中国的书法传统历来重视书法家的品格——书家的人品、志趣、胸襟、气度等，而书法家的品格是我们审美和品评传统书法的基本标准。”书法家的人格品行决定书法境界的高低，品格高尚，德行守范，其书法作品自然也就因“书以人重”而受人喜爱。反之，则会受到人们的批评甚至唾弃。明项穆曾说：“人品即殊，性情各异，笔势所运，邪正自行。柳公权曰‘心正则笔正’。余今曰：人正则书正。心为人之帅，心正则笔正矣。……人由心正，书由笔正，书法大旨，一语括之矣”。皆指出作书贵先立品的重要性。道德因素不自觉的在书法家的作品里面起到一定的作用，因而会有“苟非其人，虽工不贵也”之说。这就是中国古代的书法之所以特别强调“学书立品”的原因所在。

朱志民作品

作品尺寸 9cmx34cm

作为书法家，应该有一定的道德人格修养，当然自然无可非议。每一位书法家孜孜以求的最高艺术境界，是实现人品和书品的完善统一。那么，一个书家人品若高，其书品也会随之提高？或者，书品高了，其书家人品也高？显然二者不能如此简单地看待，更不能将人品等同书品。我国古代书坛上，人品只是对书品极高者的功外修养的要求，书品毕竟才是书法家艺术本体的最高要求。人品高的或许并不是受人崇敬的书法家，书品高的人未必人品就高。

朱志民作品

作品尺寸  8cmx12cm

清代曾国藩，官至中堂，即宰相，其字体势雄浑，从中可以探寻到欧阳询、颜真卿的影子。人们观赏他的字，纷纷称为“曾文正公”，可见曾国藩的书法与他的政治作为，并非互为表里的。梁武帝萧衍，昏庸绝顶，笃信佛教，广建佛教寺庙、穷工极巧，禅尽天下财力、物力和人力，广大老百姓无不怨声载道。而萧衍工书，草书、隶书、虫书和篆书皆精。《南史》:“帝草隶尽犊，莫不称妙。”《梁书》记载:“高祖雅好虫篆。”《书断》评价:“帝好草书，状貌虽古，但乏于筋骨，无奇姿异态，稍减于齐高矣。”与梁武帝萧衍有着共同特点的，还有南唐后主李煜和宋徽宗赵佶，都是与天子丧权辱国的耻辱联系在一起，都是国家的极大的不幸。赵壹言：“夫杜、催、张子，皆有超俗绝世之才，博学余暇，游手于斯，后世慕焉。”书法之外，更言杜度、崔瑗、张芝博学，因知古人评书更重书家学养。汉以降，书家论书鲜有不言书家学养而直论技法者。因而书以人传，后人论前贤书迹多与其行状相联，品高者，片纸只字亦为学林所仰，品下者，下笔虽浩瀚汪洋亦不名一文。

朱志民作品

作品尺寸  13cmx32cm

汉字从实用性上升到艺术高度，其风格确受人的气质、性格的影响。“人面不同，性分各异，书道虽一，各有所便”而艺术水平的高下，则取决于多种因素，诸如学识、阅历、其他艺术方面的修养、书写者书写时的情绪、环境、笔墨纸等等无不起着作用。书家往往通过书法寄托情感，学问与书法又是互为表里的事情。要使书法脱俗，提升格调，最佳途径就是多读书。只有识之于心，见之于目，才能得心应手。清人蒋衡说：“学者苟能立品以端其本，复济以经史，则字里行间纵横跌宕盎然有书卷气”。他指出学书应先立品，立品是端正做人的根本，然后多加补充自己的学问，这样写出来的字才能字里行间充满着书卷气。颜真卿的《论坐书》，其胸中的凛然之气通过毛笔的自然流露，正是由于学力的作用。书读的多了，自然见多识广，眼界随之提高；道义领悟透了，胸次因而拓宽，加之学问高深，书写自然高超绝尘。“退笔如山未足阵，读书万卷始通神”，苏东坡看重学问对书法的滋养，认为读书可使书法免俗。正因如此，其书法之所以可贵，乃是“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此所以他人终莫能尔”。

朱志民作品

作品尺寸  19cmx100cm

在今天看来，书法家的品格修养和文化修养依然有着重要的意义。书法艺术是书法家们饱含着自己全部的艺术情感，把自己的才情、睿智、学识等各方面文化素养通过书法作品真实的流露出来，是书法家们真实心灵的反应。一个人的书法面貌、书法成就与其品格和文化素养是密切相关的。中国古代一直将人的品格与书法的品格之间的联系视为必然，“人品即书品”的命题强调人品对画品的制约作用，强调艺术家培养高尚的品德情操，这是有着积极意义的。然而“人品即书品”的“人品”在封建社会的大环境中更多地是作为一个文人的品格，作为深受儒家伦理影响的品格，而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没有附加任何条件的艺术家的品格。“书因人贵”一直是中国传统书法的重要品评标准，正是因为此种品评标准，蔡京、秦桧等一大批“大节已亏”的古代书法家的艺术作品就算艺术成就再高也早已“湮没不传”了。人品高尚，书作倍受推崇，其原因一方面是其书作自身的价值，更重要的是人们对曾经为国家为民族作过贡献的仁人志士怀念心理的作用。学书贵先立品，因而每一个学书者都应该加强文化和品格等各方面的修养，多读书，多做学问才能丰富书法艺术的内涵。

朱志民作品

作品尺寸  35cmx65cm